乾途娱乐-官网！（Kaza-Shimla Highway），连接了司丕提和喜马偕尔邦的首府西姆拉。尽管这条卡西公路路况也非常糟糕，堪称“世界上最危险的公路”，但因为海拔比较低，受冰雪影响较小，能够保证全年通行。相比之下，，自然没什么动力去把马卡公路修好。不过呢，随着最近几年印度政府对边境基建越来越重视，印度国家公路管理局（NHAI，National

　　India）正在计划修建一条从昆尊山口下穿过的隧道，这条隧道何时能够竣工通车就不得而知了，保守估计20年吧。

　　另一边出入的NH-5国道号称世界最危险，我还没机会走过（图片来源：BBC纪录片《Big Cats》截图）

　　到司丕提旅行最理想的行程安排正是马卡公路进来，再从卡西公路出去（或者反过来），不走回头路。然而我们却没有办法走卡西公路的环线离开这里，因为卡西公路有一段紧贴着中印边境实控线，外国游客需要许可证才能前往——就跟拉达克四区所需的许可证一样，中国人几乎不可能拿到。

　　严格来讲，中印之间没有国界线，只有实控线。国界线需要两国共同勘定并签订相关边界条约之后才能够成立，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边界，在完成这一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前只能称之为“实控线”或“未定界”。很多人对中印边境争议的认知只局限于东段的藏南和西段的阿克赛钦，事实上中印双方只在锡金段边界的划定上达成了共识（但并未签约），中国与印度喜马偕尔邦、北阿坎德邦（Uttarakhand）接壤的地方，也都有一些争议区，只不过这些争议区大都分布零散且面积很小，无关边境战略部署，没啥存在感。最重要的是，两国对这些争议区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基本能够互相尊重其现状，不像阿克赛钦和藏南那样剑拔弩张。

　　司丕提河谷以及再往里走的金瑙尔就是这样一个区域。司丕提和金瑙尔本身不存在争议，但这里与中国接壤的地区有部分山谷的归属存在争议——而且这些山谷并非无人区，是可以进入的，自然要防着中国人实地打探虚实。

　　话说在阿里的札达县境内，有一个叫做底雅乡的地方，距离札达县城270公里，最低处海拔只有2800米，其温暖湿润的气候与札达县城形成鲜明对比，堪称“阿里的江南”。从底雅乡沿着象泉河往前十多公里，就能抵达中印实控线；再往前走便能进入司丕提河谷。从前正是这条传统商道将司丕提和古格王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我看过一篇关于底雅乡的报道，说当地居民个个都是“边防员”，时刻提防着印度那边“渗透”过来的可疑人员；那么同理，印度那边应该也会十分提防“中方人员”吧。

　　因此，司丕提之所以会成为“秘境”的原因，跟藏斯卡是一样的——该地区从地理上来讲位于青藏高原，自古以来就跟东边的阿里古格联系更为紧密，其经济和文化可说是完全一体的。然而如今这种历史悠久的紧密联络被切断，司丕提地区只能经由西南翻越崎岖难行的喜马拉雅与外界联络，从而成为了一座难以踏足的孤岛。

　　2018年之前，在不办理许可证的情况下，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外国人，最远可以到松多（Sumdo）。松多位于中国主张的边界线公里才到松多。一旦过了松多，就有可能会进入中国声索主权、但事实上被印度控制的争议地区。然而从2018年开始，需要许可证的范围扩大了丹卡（Dhankar）附近，丹卡位于卡扎和松多之间，距离卡扎25公里，距离松多50公里。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在当地自己制定的“一刀切”规定中，中国、巴基斯坦、阿富汗这三个国家的公民甚至被限制进入司丕提河谷的任何区域；如果想要造访，需要先获得内政部（MHA，Ministry of Home Affairs）的批文。

　　因此，2015年那次我进入司丕提，一路上完全畅通无阻；等到2019年再去时，在昆尊山口下来后的第一个村庄洛萨（Losar），检查站的警察就把我们拦了下来，说中国公民只能到此为止，并指给我们看写在路边告示牌上的“新政”，让我顿时傻了眼。

　　印度这个国家由于其历史宗教的复杂性、不同地域民族的割裂性，有着世界上最繁杂的法律，正因其过于繁杂，造成了“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的奇葩现象。根据1958年的《外国人（保护地区）令》【Foreigners

　　1963】 ，印度有不少边境地区都限制外国人进入的，甚至要求连非当地的印度公民都需要办理许可证才能前往（印度公民获得许可证比外国人容易得多，允许停留的时间也更长）。这类限制显然不可能在所有地区、所有年代都具有合理性，再加上当地政令执行能力的低下，许多地方的限制令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严格的落实。比方说安达曼尼科巴群岛明明就属于限制地区，我2015年却大摇大摆就这么上了岛，许可证是机场柜台直接盖章签发的，形同虚设。

　　然而大约在2018年前后，印度政府加强了对限制地区的管理。老赵后来在2018年的时候想去安达曼，机票都买好了，却被猝不及防地告知没有许可证无法值机。我个人猜测这一调整跟2017年的中印洞朗危机有关，从那之后尽管中印关系明面上依旧热络了两年，但中国公民已然上了印度政府的“黑名单”，开始享受跟巴基斯坦、阿富汗等“输出国”相同的待遇。

　　司丕提的管理政策显然在那段时期做了调整，我也跟打算去安达曼的老赵一样被搞了个猝不及防。虽然说不上千辛万苦，但来到这个地方绝不容易，白跑一趟怎叫人甘心？

　　2019年进司丕提我们一共有三个人，我跟一个朋友拿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还有个是台湾同胞，拿的是民国护照。虽然都是中国人，却被印度政府区别对待——检查站说民国护照可以继续往里面去，到卡扎申请许可证去限制区域；但共和国护照只能到此为止，咱们两个得留在外面。

　　跟我一起的朋友是个经验老道的社会人，立马支招说用钱摆平这事儿，给警察塞点钱应该就能放我们过去。在印度的很多地方，警察为难你可能只是为了要钱；但司丕提并不是这样一个地方，那警察是个淳朴的当地小年轻，看样子就涉世未深，可能充满了廉洁奉公的职业理想。我明示暗示了好几次给钱放我们过去，他都丝毫不肯变通，明确表示要按规章办事儿。

　　眼见要卡在这里过不去，于是我死马当活马医，对检查站的警察软磨硬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咱们三个人是一起的，分头走总不好吧？真正的限制地区要到丹卡之后才开始，我们只到卡扎并不算进入限制地区，你让我们到卡扎住一晚，我们肯定不再往里头走……为了能说动警察给我破例，情急之下我还亮出了自己拉达克女婿的身份——我跟我太太2018年结婚的事情曾经上过当地媒体，给他们看了新闻截图……想不到这一招真管用，那警察一听我太太是拉达克人，对我态度立马不一样，似乎突然就对我有了认同感，把我当做了自己人，帮我打电话请示了上级……我也不知道他的“上级”究竟是谁，只知道最后这位上级同意了让我们进去，但只能到卡扎。

　　我觉得吧，他们“上级”之所以能够放行我们，未必是“拉达克女婿”的身份起了作用，而是因为“不许中国人进入司丕提河谷”的规定本身属于政策加码。洛萨只是一个进行“预检”的检查站，看你有没有资格在卡扎获取许可证，一看我们是中国人于是直接进行“劝返”。可是从印度的法律法规上来讲，并没有不允许中国人去卡扎的歧视性条款，只有丹卡之后才是需要许可证的限制区域——并且“理论上”中国人是能拿到许可证的，只不过得要内政部特批。所以允许我们到卡扎，并不算违反相关的限制区域法令。

　　不管怎么说，人家小警察帮忙请示上级也算是帮了我们一个忙，我觉得好歹要“意思意思”，悄悄地塞张两千卢比给他以示感谢。没想到人家就是这么的刚正不阿，像触电一样就把手缩了回去，怎么也不肯收钱，说这是他的职责所在……我当时心里想的是，不知道他的这种“廉洁奉公”在印度官场的大染缸里能够保持多久。

　　尽管允许了我们到卡扎，但我2019年再次造访司丕提的目的，却为了去塔波寺（Tabo）看一眼。然而塔波寺刚好位于丹卡之后松多之前，这个地方被划入了限制区域之后，意味着中国公民没法儿再去塔波了。

　　那么，为啥我2015年那次没去塔波呢？我已经反复说过，早年的我完全是个摄影脑，对藏地文化的认识非常肤浅，千方百计进司丕提山谷只想着要去拍一下基寺，压根儿不知道这里还有一座伟大的塔波寺——这样说吧，一百个基寺都抵不上一座塔波寺！可我那时候却逐末舍本把基寺当成了个宝，错过了线年的照片，无用的风光拍了很多，对许多真正应该记录的人物和景物却视而不见。比方说我虽然造访了基寺，甚至还碰巧赶上僧人们在练习辩经，却根本没有想要到进寺院大殿里看一眼，仅仅爬到所谓的“最佳机位”拍了一张标准照便打道回府。现在回想起来，我相当鄙夷当时那个满脑子只想着要拍照片的自己，旅行过程中尽做一些买椟还珠、捡芝麻丢西瓜的蠢事儿。

　　2015年到司丕提一趟，就为了拍这张照片。虽然拍到了，但现在回想起来，却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愚昧无知的我直到2017年才第一次知道塔波这个地方。那年11月去拉达克的路上，我在洛塘山口一家路边茶馆的墙上看到了一张已经在那里挂了20年的塔波寺的照片，照片上悬浮在墙上的立体泥塑造像只一眼就把我给震住了——老子走南闯北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佛像啊！司丕提山谷里居然还有这样的宝地？！如果不是因为那年进司丕提的路已经被冰雪封住，我当时就当机立断想要去了；2018年夏天拉达克的行程里我本来也安排了塔波，然而由于在列城耽误了两天时间，再次与其失之交臂……想不到等到2019年再次来到司丕提，塔波却已经不让中国人去了。

　　一张1996年塔波寺建寺一千周年时发行的纪念照片，让我把塔波这个地方加到了我的“必去清单”上

　　事到如今，我只想说：“曾经有一个能够前往塔波的机会摆在我面前，但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假如印度政府能够给我一个再去司丕提的机会，我会对塔波说三个字，我来了……”

　　2015年我费尽心机进到司丕提山谷，却只去了一个基寺；随着2019年的深入，才知道我错过的何止是塔波！

　　检查站在放行我们的同时，指定了一家卡扎的旅馆给我们——由于我们是中国人，除了这家旅馆之外，别的旅馆都不会接待我们。饶是如此，指定旅馆的老板仍在那边打了很长时间电话，甚至把卡扎警察局的人都叫了过来，确认无误之后才让我们入住。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在印度这种限制地区只要混过了检查站就能万事无忧——除非有当地人接应、能够住在当地人家里。

　　我问起为啥这里突然对中国人有这么多限制，当地人告诉我说是因为前两年抓过一个“中国间谍”，那人对着当地的一座水电站拍照片……对于此事的真伪，我没有确凿证据可以证实或证否；但只要通过基本常识的逻辑推断，就会发现这个说法是比较扯的——真要你水电站的照片，难道不会用间谍卫星？要是真的训练有素的情报人员，难道还会因为拍点照片就被你们逮住？印度那些见诸报章的所谓“中国间谍”，最后无一例外都是乌龙。比方说2022年底印度媒体就曾大张旗鼓报道过抓到一名中国“女间谍”，她签证过期滞留在印度，想方设法要接近大海……闹了半天那只是一个笃信藏传佛教的大海脑残粉，滞留印度纯粹是为了“追星”。这种事情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真是“间谍”的话，首先就不可能会犯签证过期滞留这种容易引起出入境部门注意的低级错误。

　　第二天一早我陪着台湾同胞去办许可证，这所谓的办“许可证”不过是备案登记一下，登记完就直接给许可了。许可证最大的作用其实是不让外国人在限制地区长期滞留，因为许可证通常只给7到10天，并且只能延长一次。

　　卡扎办许可证地方的警察十分友好，虽然洛萨检查站的警察关照我们到卡扎就别再往前了，可卡扎的警察却跟我们说，下一个检查站在过了丹卡之后的地方，只有那里才会查许可证；尽管他们没法儿给我们许可证，但允许我们在下一个检查站之前的区域内自由活动。于是上午我们三个一起去了基寺，下午台湾同胞独自去了塔波，我们两个拿共和国护照的则另外找了辆车去了拉隆（Lhalung）和丹卡——人的心态就是这样，越不让我进去，我反而越想看看这地方究竟有些啥。

　　拉隆是司丕提河的旁支灵提山谷（Lingti Valley）中的一座小山村，进入这座山谷的沿途尽是不毛之地，突然一大片绿色的高山梯田映入眼帘，便是到了拉隆村。Lha-lung的意思是“众神之地”，看到郁郁葱葱的拉隆村时，确实会感到这片土地似乎被神灵眷顾着。村里的拉隆寺有一座外观看起来其貌不扬的佛堂，屋顶用的是廉价彩钢瓦和黄色涂料，寺庙住持百无聊赖地呆在庙门口跟村民一起晒太阳。假如我自己来这里的话，恐怕压根儿不会注意到它，走进去却是别有洞天。在名为金殿（Ser-khang）的主殿内，墙上立体悬浮的佛菩萨本尊及天众的造像从地板一直延伸在天花板，极为精美动人，令人印象深刻；金殿内装饰性的壁画图案明显受到10世纪克什米尔纺织品花纹的影响，这些艺术特征都能够印证其年代。由于我去的那年已经不允许拍照，拉隆寺内部的图片只好借用别人的。

　　研究藏传佛教艺术的林泉老师一直跟我吐槽拉隆寺的修复，搞得十分廉价（图片来源：林泉）

　　拉隆寺内仿造塔波的大日如来造像，由于维护不当，已然面目全非。当地村民甚至都不知道这是大日如来，将其称为大迦叶（图片来源：林泉）

　　拉隆寺与塔波寺属于同一时代，相传都是仁钦桑布所建，可算是个“低配版”的塔波寺。这种半悬在墙上的立体泥塑是早期“阿里三围”所特有的——确切地说目前除了司丕提地区的拉隆寺和塔波寺、拉达克地区的阿奇寺和芒玉寺（Mangyu，这个地方会在后面章节提到）这四座寺庙之外，你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见不到。

　　结束了在拉隆的简短探访，从村庄一侧的另一条路，可以直接前往丹卡。丹卡位于正对着司丕提河与平河（Pin

　　River）交汇点的悬崖上——平河是司丕提河的重要支流，印度政府在平河的河谷中建立了平谷国家公园（Pin Valley National

　　当我第一眼看到丹卡这个地方时被震撼到了——这地方怎么这么像川藏北线丁青县附近的孜珠寺！Dhan-khar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悬崖上的堡垒”，而它事实上也名副其实——一组寺庙建筑群混杂着当地村庄的房屋，修建在陡峭的山坡乃至绝壁上，四周尽是风化形成的高大土林与嶙峋怪石，因而被誉为世界上最壮观的寺庙之一。我觉得“壮观”二字尚不足以形容丹卡，其地貌和建筑群的组合仿佛电影布景般不真实，堪称“魔幻”。如果不是因为一路上见多了这种土林地貌，我恐怕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土林与传统藏式夯土建筑的组合使得这里有一种摇摇欲坠的脆弱感，似乎一场地震或是暴雨便能摧毁此地，因此丹卡也被世界古迹基金会（World

　　丹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12世纪，是现存最古老的藏传佛教寺庙之一。藏传佛教可以分成前弘期和后弘期，由于前弘期佛教并未引入系统的佛法教义理论和僧团制度，经历了“朗达玛灭佛”之后，前弘期的大部分寺庙已不复存在，大昭寺、小昭寺、桑耶寺、昌珠寺等拉萨和山南地区的少数几座能够追溯到前弘期的寺庙都是后弘期重建的。

　　Yeshe-Ö ）和阿底峡大师的大力推动下，佛教首先在阿里地区昌盛了起来。益西沃派遣了包括仁钦桑布在内的27名儿童到克什米尔、印度等地学习佛法，并带回了克什米尔地区的高僧、工匠、画师，因而这些寺庙里的造像壁画乃至雕梁画栋大都具有鲜明的克什米尔风格，与后来从孟加拉传入的帕拉风格有着显著区别。司丕提当时已被古格王国呑并，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在后弘期早期就修建起了许多寺庙。

　　在益西沃的时代，“阿里三围”分别建立起了三座伟大的艺术殿堂——在岩石围绕的古格，修建起了托林寺；在湖水围绕的麻域（即日土和拉达克地区），修建起了阿奇寺；在雪山围绕的藏斯卡（即藏斯卡和司丕提），修建起了塔波寺。这三座寺庙最早的功能是用于静修和译经，并且都属于噶当派——即格鲁派的前身。托林寺曾经一度被改宗为宁玛派，在1680年代拉达克西藏战争之后又改宗成了格鲁派，成为了色拉寺的附属寺庙。托林寺长期受到皇家的赞助，是阿里三大寺中最为宏大和富有的，然而却也因其树大招风而屡次遭到劫掠破坏，第一次是1630年代拉达克征服古格期间，第二次是1840年代森巴人入侵拉达克和西藏期间，第三次是1960年代。在最近的一次劫难中，托林寺内的泥塑造像被尽数砸毁。

　　有人可能会问，这些泥塑和壁画难道就没有办法修复吗？既然有留存的样板，照着这个风格来复制不就行了？有道是“画皮容易画骨难”，殊不知阿里三大寺建立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公元10到11世纪的印度佛教在婆罗门教的挤压下、伊斯兰教的冲击下，可谓日薄西山，在印度次大陆的生存越来越艰难。印度佛教的劫难对于藏传佛教的复兴却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契机，当时一些最优秀印度的佛教经师、译师、工匠、画师不惜长途跋涉翻越喜马拉雅，将克什米尔、尼泊尔、孟加拉等地的已然发展了一千多年的成熟佛教文化体系移植到了雪域高原，因此后弘期的藏传佛教可谓是“出道即巅峰”。相比其他地区的佛教，藏传佛教拥有最为完整的佛教经律论三藏典籍、以及世界各大宗教中首屈一指的造像和绘画艺术成就。文字只需刻在印经板上代代相传，可是培养艺术家却很昂贵，需要特定时代环境的熏陶乃至毕生的浸淫。大部分藏传佛教寺院里的僧人其实都很缺乏佛教历史知识和艺术修养，一些古老的造像连他们自己都说不出名字，也不懂得那些艺术品究竟好在哪里……对许多僧人来讲，当和尚不过是一种谋生方式。因此，后世断绝的不仅仅是工艺传承，甚至是审美能力，如何指望能轻易将那些古老的艺术品修复到原来的模样？

　　相比托林寺，阿奇寺与塔波寺虽然规模较小，却奇迹般地在历时千年之后依然基本保持了原有的风貌，只在1840年代前后遭到过森巴人的劫掠。大海曾两次在塔波寺举办过盛大的时轮金刚灌顶法会，并表达过退休之后去塔波隐居的心愿。因为在他心目中，这座建于公元996年、曾由阿底峡大师亲自开光、从未被严重破坏过的塔波寺才是现存最古老最神圣的格鲁派寺院。

　　我那天造访的拉隆寺的年代与塔波寺相仿，丹卡寺可追溯的历史则略晚于塔波寺（当地人宣称丹卡寺比塔波的历史更悠久，1200年前就已经是司丕提领主的城堡，但并没有考古证据支持这一说法），但这两座寺庙的艺术成就都无法与塔波寺比肩。塔波寺被誉为“喜马拉雅的阿旃陀”（Ajanta of the Himalayas，阿旃陀石窟位于印度中部），其坛城布局、主供的四面大日如来泥塑、大殿四周的32座泥塑及精美壁画，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绝无仅有……

　　塔波寺的镇殿之宝四面大日如来本尊，隆的大日如来正是仿造的这个（图片来源：Eva Lee）

　　曼陀罗坛城布局的大殿周围一共有32尊这样的造像（图片来源：Eva Lee）

　　塔波寺内已经保存了一千年之久的壁画，这种自由构图的风格是在后世藏传佛教壁画中见不到的（图片来源：Eva Lee）

　　然而我却不得不止步于距离塔波25公里外的丹卡，与塔波失之交臂。最可憾的莫过于，2015年明明可以去的时候没去，2019年想要去却去不了了——当真是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但旅行便是如此——路途中难免有遗憾，有了遗憾才会有下次想要再来的念想。须知，除了遗憾之外，旅行中也时常会有惊喜。2014年旅途中最大的惊喜是在藏斯卡意外地赶上了卡夏寺庙的法会；而在2015年的拉达克之旅过程中，我也偶遇了两场“小确幸”……其中有一场偶遇，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